記者掛職體驗：搶救室16張牀擠進47位病人

記者到醫院掛職蹲點，這在首都衛生界和新聞界都是頭一遭。近期，27名來自中央和北京市屬媒體的記者與近20家醫療機構結成對子，進行爲期三個月的掛職體驗，在不影響醫院正常醫療運行的情況下，深入醫院最核心崗位，發現醫院管理運行中的問題，也體會醫務人員的辛苦與不易。

本報社會新聞部記者方芳在急診量居全市前三的朝陽醫院急診科蹲點，掛職“急診科主任助理”。從今天起，本報將陸續刊出她的掛職蹲點手記，記錄下在急診室裏目擊的一個個真實的故事和記者的思考。

白色，安靜，只能聽到各種搶救儀器工作的聲音，偶爾傳來一聲患者低低的呻吟和醫務人員匆匆的腳步聲……

未來三個月，我蹲點的急診搶救室難道不應該是這樣的嗎?

還真不是。

剛走進朝陽醫院急診搶救室的門，我就驚呆了：這間400多平方米的大屋子，靠牆的兩邊見縫插針擠滿了病牀和椅子，中間醫生站和護士站各被3張病牀包圍着，每張牀邊或坐或立至少兩名患者家屬，護士側着身子在病牀、儀器設備和人羣的縫隙裏穿梭。就連患者躺的病牀都五花八門：有正規搶救牀，有急診室的診查牀，有急救車的擔架牀，居然還有家屬從家中帶來的摺疊牀!

此時，正常應該配置16張搶救牀的急診搶救室，居然塞進了46張病牀!

急診科主任醫師何新華是帶我的“師傅”，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很酷，因爲我們剛見面的一個小時裏，他除了跟我點了下頭算是打過招呼，叮囑我今天只許看不許幹以外，再沒跟我說上一句話。

不是不想說，是顧不上。

“何主任，又來了一個心梗病人，還能再加一張牀嗎?”診室的一位值班醫生推門探頭進來問。“小馬，去接下病人，把旁邊那張牀挪到中間來，讓新來的去補她的空。”“好嘞。”馬醫生是今天值班的急診醫生中惟一的一位女性，一路小跑走了。

“何大夫，我媽血壓怎麼一直60多，這麼低沒問題嗎?您再給看看。”一位操着北京遠郊口音的家屬過來，語氣有點急。“我剛剛看過了，你放心，她現在正在用升壓藥，一會兒就上來了……”

話音還沒落，後面另一位家屬已經插進來：“大夫，怎麼把我媽的牀給推到中間過道來了?”“我們剛來了個急性心梗病人，病情更重，需要用牆上的儀器插孔，您母親現在很穩定，暫時用不着這些設備，咱們先照顧一下重病號，好不好?”

“大夫，您得管管，我們旁邊那倆人那麼吵，我爸都沒法睡覺!”這時我才注意到，整個搶救室裏，都充斥着病人的呻吟聲。提意見的病人左邊住着一位70多歲的老大爺，別看年紀這麼大了，難受起來閉着眼睛嘴裏不停喊“媽呀，媽”而右邊50多歲的女兒正跟她80歲的患病老爸較勁：“對!我照顧得不好，你讓我哥來!”

“師傅”一邊支應着家屬五花八門的要求，一邊在病牀前逐一巡視，看看病情有沒有發展，判斷是否需要加藥，是否需要做其他檢查，是否需要其他科室醫生來會診……

這個班，搶救室裏包括“師傅”在內一共4位醫生值守。4位大夫8隻眼，要盯住47位危重病人。

“這已經是我們的極限了。”

朝陽醫院是全市急診量最大的醫院之一，元旦降溫，心梗、腦梗病人急劇增多。急診室日接診患者突破了900人次，相當於一家二級醫院的日門診量。

“我們急診科的面積在2008年新大樓投入使用時是全市最大的，搶救室設計了16張牀，每張牀對應的牆上都有氧氣、電源等各種插孔。沒想到現在遠遠不夠用。”“師傅”終於抽出點空跟我這個“徒弟”說上幾句。一位急診大夫告訴我，業內有句流傳語：“急診永遠少一張牀”。

“你今天也看到了，緊張的不僅是牀位，還有設備不夠、面積不夠，最重要的是，醫護人數不夠。”聽說不久前，這裏一位病人做完心肺復甦之後，由於呼吸機不夠用，不得不讓醫生捏了3個小時的“皮球”(手動呼吸裝置)。

“但人員、設備不夠，如果從醫院層面來調配，不是不能解決的呀?”我這個外行忍不住質疑。

“那排隊住不進院的病人還不都來急診啦!”“師傅”給我分析：一家醫院整體的接診能力肯定是有上限的，如果盲目擴充急診，急診就會成爲患者面臨住院難時的緩衝帶。事實上，急診現在已經成爲一個小型住院處，很多人在這裏一住就是十幾天，甚至有的住了一年多。而衛生部要求急診患者的滯留時間不得超過48小時。

這裏面，有病人激增後醫療機構硬件軟件都不匹配的問題，有醫保政策中急診搶救和留觀患者可享受住院報銷的引導問題。

總之，掛職頭一天，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牀!牀!牀!在急診，牀，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